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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民眾希望社會民主黨能夠修複“北歐模式”業已存在的“裂縫”。圖為9月14日社會民主黨主席斯特凡·勒文(中)在斯德哥爾摩參加競選活動。
  《參考消息》駐東京記者駐斯德哥爾摩記者和苗、付一鳴9月18日報道 四年一次的瑞典議會選舉於9月14日舉行,根據瑞典選舉委員會15日公佈的初步計票結果,“北歐模式”的締造者瑞典社會民主黨以31.3%的支持率穩居第一大黨位置。社會民主黨曾在瑞典執政長達60多年,使瑞典成為“北歐模式”的典範,並因之而享譽世界。該黨在2006年大選中失利,時隔8年之後,它再度贏得選民信賴。但這一勝利對社會民主黨來說並不意味著可以歡呼雀躍,因為它一手締造的“北歐模式”正面臨不確定的未來。在此次瑞典議會選舉中,“北歐模式”成為大選的焦點話題,“北歐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續,今後將何去何從,成為人們格外關註的話題。
  “北歐模式”成就“童話國度”
  “老有所終,幼有所養”是外界對北歐社會的印象,“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社會令很多國家羡慕不已。人人享受高福利,勞資雙方協商薪資水平,開放的經濟和自由貿易,這些是“北歐模式”的標誌。同時,瑞典公民的生活水平和平均壽命位列全球發達國家前茅;高稅收支持下的高福利體系覆蓋全民;男女平等程度也被贊不絕口。在上世紀“北歐模式”的黃金時期,這種高稅收和高福利的完美結合在北歐國家蓬勃發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關註。
  “北歐模式”最主要的代表即“瑞典模式”,這是瑞典社會民主黨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帶領瑞典走出的道路,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這個特殊國度里所表現出的一種特殊發展模式。
  20世紀20至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蔓延,瑞典也無法避免經濟蕭條的衝擊,失業率激增,勞資衝突不斷發生。社會民主黨政府在上世紀30年代從解決就業問題入手,實行了小規模改良措施,奠定了整個福利社會的基礎。二戰後的50至60年代,瑞典通過多項民生改革措施,建立起了一個涵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體系。從那時起,瑞典成為著名的高福利國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談論“瑞典模式”,社會民主黨設想的“人民之家”得以夢想成真。20世紀70至80年代,在社會民主黨主導下,瑞典通過了增加工薪階層參與企業和建立“工薪領取者基金”等立法,進一步鞏固了福利社會的基礎。
  瑞典上世紀是一個由社會民主黨長期連續執政的國家,政治上的長期穩定,使其擁有了建立福利制度的可能性。同時,瑞典又是一個地大人少、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再加上老一代瑞典人的勤勞和創新精神,才使得瑞典社會民主黨人能夠把瑞典建設成為一個高福利國家,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模式”才令人口不到千萬的小國成為完美的“童話國度”。
  “瘦身”計劃衝擊福利體系
  然而,“高稅收+高福利”的“北歐模式”一直就伴隨著爭議,高福利如何保證社會效率,高稅收如何保證企業活力等問題一直困擾瑞典等北歐國家,而高額的福利開銷也一直是這些國家難以擺脫的沉重包袱。
  8年前,中右翼執政聯盟在賴因費爾特領導下,向選民承諾建立一個“瘦身版的北歐模式”,即不斷降低稅負,大幅縮減公司稅、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中右翼給出的解決方案在當時贏得了選民的信任。然而,8年過去了,瑞典人在享受稅負降低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福利水平大打折扣的結果。
  首先,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去年發佈的報告顯示,1995年至2010年間,瑞典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了約30%,雖然仍處於收入相對平等的國家行列,但其收入差距的增幅高於經合組織成員的平均增幅水平。《瑞典日報》近日報道說,在近十年的時間里,瑞典的家庭都感受到了收入差距增大的衝擊,主要受影響的群體是那些生病、失業、退休的民眾,他們現今的狀況大不如前,福利不但沒有增加,反而相對減少。這些低收入人群並未從中右翼政黨聯盟執政期間主推的減稅和私有化政策中得到實際好處。
  其次,公共初級教育水平明顯下降。近些年,由於私營成分過多介入公共教育領域,直接導致教育水平大幅下滑。如今大部分瑞典學校雖由國家財政支持,但卻外包給私營企業負責運營。經合組織今年上半年的統計顯示,瑞典中小學生的數學、閱讀理解、自然科學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低於該組織成員平均水平。這一結果震動了瑞典社會,嚴酷的現實擺在民眾眼前:一些承包運營學校的私營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而壓縮教師工資,造成大量優良師資流失,直接導致教學水平下降。
  再次,養老也不斷曝出問題。瑞典養老部門在2011年被媒體曝光私有化導致的“醜聞”。據瑞典《每日新聞》報道,一家運營養老中心的私人企業為了降低運營成本而嚴重忽略老人的需求,這家養老中心甚至通過稱重的方式來決定用過的一次性“尿不濕”是否還能再給老人重覆使用。
  第四,勞動力市場變化導致就業難。大量的外來移民令瑞典國內環境複雜化,勞動力增多,失業率攀升。2013年初,首都斯德哥爾摩和南部馬爾默兩個城市的郊區發生大規模騷亂,引起世界關註,也改變了外界對瑞典一貫平靜、安寧的社會印象。隨之而來的是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瑞典媒體評論說,瑞典是接納中東移民較多的歐洲國家,在就業市場上,簡單工種和需要高等教育背景的職業均有比以往更多的工作申請人。
  2006年上臺的中右翼執政聯盟因幫助瑞典走出歐債危機陰影而備受贊譽,但瑞典很多民眾也越來越擔憂他們主張的市場化政策使“北歐模式”的精華——高福利系統產生裂縫。有調查顯示,近些年瑞典人希望政府增稅的意願加強。因此,多數選民對“北歐模式”的締造者——社會民主黨寄予厚望,希望其組建的新政府能讓“北歐模式”剋服重重困難延續下去。
  移民問題決定未來走向
  社會民主黨帶著選民們的厚望上臺,然而它要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兌現競選承諾,修補“北歐模式”業已存在的裂縫,還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現任社會民主黨主席斯特凡·勒文曾經是一名焊接工,兩年前被推選為黨魁。在擔任黨魁之前,他就在管理工作中展現出務實、重商的形象。勒文不久前接受採訪時說:“他們(現政府)減稅額高達1400億瑞典克朗(約合200億美元),使瑞典福利模式瀕臨崩潰,其結果是教學質量下降,失業保險體系已徒有虛名。”他認為,在中右翼連續贏得兩次大選勝利之後,民眾已經厭倦了無休止的、帶有自由資本主義傾向的改革。勒文還說:“(我們的)福利體系出現裂縫,以至於人們已不再感到安全。”
  在此次競選中,勒文主張增加工資稅和銀行稅,以減少失業率並提高病假補貼金。此外,他還誓言要加大對鐵路、住房、教育等領域的投資,創造更多的公共部門就業崗位,以“降低北歐國家中最高的8%的失業率”。
  面對高企的失業率,部分民眾把原因歸結為外來移民的涌入,這也導致了極右翼政黨的興起。因此,能否處理好外來移民問題,是考驗社民黨能否成功重塑“北歐模式”的關鍵。
  瑞典是歐洲國家中人均接受難民數量最高的國家。歐盟統計局2012年數據顯示,瑞典外來人口的比例為15%。近年來,瑞典接受的難民人數位居歐洲國家的前列。瑞典的總人口約為950萬,占歐盟總人口的1.9%,卻接納了約13.5萬難民,其中近半數來自敘利亞。僅2013年全年,瑞典接納了前往歐盟難民人數的約20%,為歐盟國家之最。2013年9月,瑞典宣佈對抵達該國領土的敘利亞難民無條件給予永久居民身份,享受同等福利待遇——這是唯一如此表態的歐盟國家。據瑞典媒體預測,2014年瑞典接收難民的數量將突破歷史紀錄,達到10萬人。
  外來移民(包括難民)的大量涌入,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一些人把失業、治安等問題歸咎於移民,導致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的興起。在此次選舉中,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成為此次選舉的最大贏家。上屆瑞典議會選舉中,瑞典民主黨贏得5.7%的選票,首次成為議會政黨。在此次選舉中,即便各主要黨派都明確表示反對該黨的綱領,主流媒體報道中該黨也被壓倒性地“邊緣化”,但根據初步統計結果,民主黨仍獲得了驚人的12.9%選票,議席從原先的20個激增至48個,躍居瑞典第三大黨。
  伴隨著高福利的“打折”,支撐福利系統的稅收貢獻分配也凸顯出不平等問題,如何為越來越多的難民“埋單”並使其順利融入當地社會等問題也成為瑞典近年來最大的挑戰之一。從2013年首都斯德哥爾摩騷亂到瑞典主要城市槍擊、縱火等暴力事件頻發,選民對溫和黨執政聯盟移民政策的態度也慢慢發生了轉變。一項統計調查顯示,近四成民眾認為接收難民的數量不應再增加,約三成認為接收的數量應該減少。
  瑞典前財政大臣安德斯·博里上月公開表示,該國接納不斷涌入的難民所需的財政花費今年將達到7200萬美元,而2015和2016年將分別增加至17億瑞典克朗(約合2.4億美元)和60億瑞典克朗(約合8.6億美元),2017和2018年將激增至120億瑞典克朗(約合17億美元)。與此同時,博里只承諾在2015年前不會因為該項支出的大幅增加而提高國民稅負或實施縮減開支等措施。
  雖然社民黨已經明確表示不會與對外來移民持敵視態度的瑞典民主黨合作,但如何妥善處理移民問題與國民福利之間的矛盾,將是決定瑞典福利國家模式走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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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幸福指數:北歐國家遙遙領先 中國第93位
  2013-09-12 09:54:00
  參考消息網9月12日報道 一項針對156個國家和地區的聯合國調查顯示,如果想幸福,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那麼去丹麥吧。
  據英國《獨立報》網站9月10日報道,2013年全球幸福指數報告指出,北歐國家在提供幸福感方面一路領先,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居民對自己的生活則最不滿意。
  這份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發佈的報告稱,全球最幸福的5個國家是丹麥、挪威、瑞士、荷蘭和瑞典。
  英國位列第22名,領先於德國(26)、日本(43)、俄羅斯(68)和中國(93)等國。
  儘管英國擁有全球最受歡迎的一些城市,卻沒有一個城市入選全球最宜居的十大城市。幸運的是,在另一項關於全球最糟糕城市的調查中,英國沒有城市入選。
  美國(17)排名領先於英國,但較之2012年第11位的排名有所下降。報告認為,這是因為貧困和失業率的增長。美國的鄰國加拿大排名第六,澳大利亞排名第十。
  因為最近的騷亂和政治動蕩,埃及在幸福指數榜上的排名較2012年下降幅度最大,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因為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影響排名急劇下降。報告認為,失業率增長是導致歐盟一些國家幸福指數下降的最關鍵因素。
  排名最低的是非洲國家盧旺達、布隆迪、中非共和國、貝寧和多哥。
  這項新報告的數據收集於2010年至2012年之間,顯示全球幸福指數較第一次調查在整體上有所提升。拉美地區的幸福指數增長得最多。
  報告還顯示了幸福感帶來的最主要的良性邊際效應。幸福的人們更長壽、更富生產力、賺錢更多,公民職責也履行得更好。
  報道指出,財富並不是影響這一排名的唯一因素。一個國家政治自由、社保系統強大、沒有腐敗現象,能夠使人民感到更幸福。在個人層面上——良好的健康、就業保障和穩定的家庭都是至關重要的。
  報告還指出,精神疾病是導致全球各地區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報道稱,2012年發佈的首份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作為第一份里程碑式的、關於世界各國幸福感的調查吸引了全球關註。
  今年,這份長達156頁的報告包含了更加詳細的分析,令民眾和政治家們能夠更充分地瞭解本國的排名。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弗里·薩克斯教授說:“現在有一個日益增長的全球性需求,要求政策更緊密地與人民切實相關的需求——即他們自己定義的幸福因素——聯繫起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領導人都談到民眾的福祉是自己國家和世界發展方向的重要指引。2013年全球幸福指數報告提供了豐富的證據,證明系統化地衡量和分析幸福能夠教給我們很多關於提高全球幸福水平和可持續發展的方法。”
  超過四分之三的幸福指數的差異歸因於6個關鍵指標:人均實際GDP、健康期望壽命、有人可以依靠、做出選擇的自由、遠離腐敗以及慷慨程度。
  全球幸福指數排名前20位的國家是:1.丹麥;2.挪威;3.瑞士;4.荷蘭;5.瑞典;6.加拿大;7.芬蘭;8.奧地利;9.冰島;10.澳大利亞;11.以色列;12.哥斯達黎加;13.新西蘭;14.阿聯酋;15.巴拿馬;16.墨西哥;17.美國;18.愛爾蘭;19.盧森堡;20.委內瑞拉。
  排名後10位的國家是:1.多哥;2.貝寧;3.中非共和國;4.布隆迪;5.盧旺達;6.坦桑尼亞;7.幾內亞;8.科摩羅;9.敘利亞;10.塞內加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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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關註瑞典“中國門”事件:售華軟件疑涉軍用
  2014-09-16 07:53:00
  參考消息網9月16日報道 美國《防務新聞》周刊網站9月14日稱,隨著一個議會委員會調查一項研究合作計劃是否會導致向中國出售先進的空氣動力學建模軟件,瑞典國防部和其他主要國防和技術組織本周將備受關註。
  瑞典議會國防和外交事務委員會將於17日舉行特別聽證會來調查此事。
  瑞典國防研究局和皇家理工學院處在這起所謂“中國門”爭議性事件的核心,據稱皇家理工學院向中國航空研究院出售瑞典國防研究局開發的Edge軟件一事已進入商業研究合作談判的高級階段,從而引發了爭議。
  皇家理工學院堅稱Edge軟件合作談判只涉及非軍事的商業用途,例如加強汽車的空氣動力學性能。皇家理工學院已經完成了與中國航空研究院的合約談判。
  但是,瑞典不擴散和出口控制局認為Edge軟件可能具有民用和軍用雙重用途。
  不擴散和出口控制局宣稱,Edge軟件技術的模擬效果還可以用於展示不同的空氣動力學條件如何影響飛行,從而提高軍用飛機、空投炸彈和巡航導彈的空氣動力學性能。
  不擴散和出口控制局副局長揚·埃里克·勒夫格倫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意識到這個軟件可能用於軍事計劃,可以歸入武器禁運和軍事用途類別。”
  瑞典國防大臣卡琳·恩斯特倫否認國防部知道皇家理工學院和中國航空研究院之間的Edge研究合作,或者可能向中國出售Edge軟件的計劃。
  瑞典公共電視臺播出了一個調查性報道後,出現了對國防研究局和皇家理工學院在與中國航空研究院合作中角色的爭議,人們擔憂這個可能具有破壞性的銷售計劃會影響瑞典與西方伙伴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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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皇家理工學院(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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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報:高福利帶來經濟難題 歐洲處在風口浪尖
  2013-03-29 12:05:00
  中新網3月29日電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29日發表社論說,歐洲各國素來以“高福利”著稱,然而持續的高福利負擔,經濟危機日愈尖銳化,後果嚴重。歐洲各國的功課是如何確保財政增長與高福利的平衡,建立健康福利政策與維持公平和效率的平衡,這項工作著實不易,特別是在此刻的風口浪尖,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社會危機。
  文章摘編如下:
  失業問題已經成為歐洲債務危機氛圍下的一個重大問題。根據3月1日公佈的統計數據,今年1月份,歐盟27國的失業率達到10.8%,歐元區失業率達到11.9%。25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率在歐盟和歐元區分別為23.6%及24.2%;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更是分別高達59.4%、55.5%和38.7%。顯而易見,那些沒有工作經驗、經濟不獨立、缺乏技能的青年,首當其衝。
  歐盟諸國無不在尋策,設想如何促進經濟成長和創造就業機會,唯擺在他們面前的卻是兩難的抉擇,他們緊縮開支、拯救銀行、收緊福利,卻準備面對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反彈。而許多年輕人已經對歐盟處理危機的能力失去信心,這是一句警鐘。推動發展,把經濟蛋糕做大,創造更多財富來達到平均分配,是化解當下危機的理想化做法,歐洲的當務之急是對高福利政策做更多的反思。
  歐洲各國素來以“高福利”著稱,習慣於高福利社會制度的歐洲民眾,在目前並沒有做好“共紓國難"的思想準備,各國的緊縮政策紛紛受遭到反對。無疑高福利為歐洲創造了相當長時間的繁榮和穩定,在平等主義下,有效地緩和了社會矛盾,被稱為“社會穩定器”;但是,它其實潛伏著危機,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福利制度的邏輯是,通過國家財富分配確保大規模就業、高福利和完善公共服務,再通過所創造出來的需求進一步促進增長,修正市場失靈,確保經濟穩定。但是一旦忽視市場配置機制,只著重於保障福利,則會導致企業的稅務負擔超額。在面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就會另覓陣地,將營運地點轉移到其他地方,結果是歐洲產業逐步瓦解,經濟受創。
  再來,那些經濟底子原本就不厚實的國家經濟體,經濟發展項目不多,有者過度依賴石油天然氣,或者旅游業,基本上其經濟水平並不高,卻得支持高福利,後果是經濟成長率遠比福利年均增長率來得更低,經濟不景下,最終必須舉債度日。
  在長期享受著高福利下,人們的習性會隨之改變,日子過得好,難免不會去憂思未來,更逐漸養成了享樂的心態。歐洲的高福利社會進而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每個人都沉溺在工時少,休閑長的美好氛圍中,卻沒有發現高齡化、少子化正侵蝕著社會的成長,持續的高福利負擔,經濟危機日愈尖銳化,後果嚴重。
  這些問題不單隻困擾那些重債國,甚至是德國、法國、英國都感受到困窘。社會公平正義可以帶來好福利,但是高福利會削弱效率,效率一旦低落就難免倒咬福利一口。國家要拯救經濟,一往福利開刀,就會引來千層反對聲浪,面對如此情境,歐洲各國的功課是如何確保財政增長與高福利的平衡,建立健康福利政策與維持公平和效率的平衡,這項工作著實不易,特別是在此刻的風口浪尖,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社會危機。歐洲的經驗,對於嚮往高福利的國家人民,有著參考和省思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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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媒:北歐如何破解“高福利困境”
  2013-02-05 17:06:09
  參考消息網2月5日報道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月2日一期刊登題為《越來越少》的文章。文章稱,控制公共開支是政治界最大的難題。但北歐人成功了,因為他們把註意力放在了結果而非空洞的理論上。
  文章稱,北歐仍擁有世界上最慷慨的福利國家,但一連串的危機曾結束了它們對福利的美好幻想。20世紀80年代初,丹麥經濟出現“自由落體”般的下滑;到90年代初,芬蘭經濟一度崩潰。與此同時,瑞典和挪威也面臨著嚴重的金融危機。人們對這一切仍記憶猶新。
  不過,面對這些危險,北歐的決策者們改變了以往的做法,他們採取的首要措施就是讓預算恢復平衡。比如,瑞典將國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96年的84%降至2011年的49%,並開始考慮老年人口的福利問題。1998年,瑞典通過了富裕國家有史以來最全面的養老金改革,用確定繳費制取代了確定利益制,使養老金與個人終生收入更加協調一致。
  丹麥的改革不如瑞典那麼迅速。受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丹麥的公共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躍升至51%到58%,這一比例目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是最高的。但其改革的步伐正在加速。2006年,丹麥提出要在2024年至2027年之前逐步將政府養老金覆蓋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2010年,它將失業金領取年限從四年縮短至兩年;2011年,它取消了一項年滿60歲者可提前退休的制度;2012年,丹麥又宣佈了提高工資與福利級差的計劃。
  文章指出,相比北歐國家平衡收支的努力,更引人註目的是它們對嘗試新理念的熱情。瑞典政府如今允許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合同的競爭。該國絕大多數在建的診所和幼兒園都是私營企業在負責,私人資金的使用十分活躍。瑞典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更歡迎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念——家長可以讓子女自由選擇學校,私人企業或志願組織可受邀修建“免費”學校。該國近一半的適齡兒童都選擇不在當地學校就讀。
  在就業上,丹麥可謂彈性工作制度的先驅。企業幾乎可以像美國雇主那樣輕易地辭退雇員,但政府會對失業者慷慨解囊,並幫助他們找到新工作。大多數雇主都很喜歡這種制度,因為他們得以避開困擾歐洲大陸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受高度保護的就業人員和境況慘淡的失業人員所導致的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
  而芬蘭則擁有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體系之一。他們摒棄了機械死板的義務教育模式,比如嚴密的國家統一課程,督學制度、高難度的考試等。教師嘗試不同的教育風格,但都很重視創造力和團隊學習能力的培養。他們也會組織大量的考試,但目的是發現學生的問題,而非將學生劃為三六九等。
  此外,芬蘭也摒除了在學生16歲時將其強行分為學術型或職業型的陳舊做法。其在教育上也不是一味地增加投資。芬蘭的成功所依靠的既非義務教育模式,也非盲目的資源投入,而是被更大範圍內有關教育問題的討論所忽視的兩個因素:信任和穩定。政府發現,高素質人才在受到尊敬的情況下是有可能願意接受薪酬相對較低的職業的。教師擁有自主設計課程、自行組織考試的自由。這一制度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未曾改變過。  (原標題:獨家:瑞典爭論如何重塑“北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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